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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筆記

2013年10月15日

《城市日記》來到10月號,今期主角是在沙頭角南涌生活的農夫倫國輝、灣仔家庭主婦周時芬、呂海平、陳舜青,以及舊街坊寧潔娟、張麗和李尾生,還有眾人的辛勞成果─本地有機蓮蓉月餅。輝哥在南涌種植的蓮子,會交由灣仔的家庭主婦合力製造蓮蓉月餅,讓區內街坊品嚐健康又可口的佳節美食。

為了見證他們這一年的收成,我們邀請了獨立電影導演林森拍攝紀錄短片。製作期間,我們發現香港在不知不覺間,已經發展出在地生產和消費的新經濟模式,感到十分興奮,也期望這個剛起步的經濟模式,不會被政府借「善用珍貴土地資源」為名,成為發展新巿鎮的犧牲品。我因此而寫了製作後記。

這次採訪,也牽引出對香港人身份的感想。時芬和阿平主動說起自己從內地移居香港,其實她們在香港生活已經超過10年。她們都熱愛香港,最愛這個城市的人情味。當我問起她們有沒有被人歧視的經歷,彷彿成了一個局外人,其實自己早年也是從內地來港,曾經被人歧視。遠的不說,就在七、八年前,同事間閒聊總會互相問到:「你在哪個地方出生?」每當我老實說出來自中國大陸,同事間好像突然起了隔閡,那感覺似是提醒自己,我跟他們是有分別的。

「你在哪個地方出生?」這個關於身份認同的問題,其實不限於中國與香港。早前一名日裔朋友從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來香港大學做硏究,她告訴我,她祖父那一代已經在美國生活,來到她是第三代,也常被問到:「你來了美國多久?」

隨着中港衝突日益白熱化,近年我已經沒再被人問到在哪兒出生。似乎衝突前後漸漸劃成了一條分界線,衝突觸發前在香港努力生活的,都是香港人;後來者就是新移民。

對我而言,時芬和阿平都是非常可愛的家庭主婦,我很享受跟她們閒聊的時光。她們來自哪個地方、在香港生活了多少年,根本不重要。

黎穎詩


輝哥從事有機耕種五年,當農夫前是的士司機,也做過電梯維修技工。他在沙頭角南涌租田種植蔬菜、水果和稻米;農田旁有兩個蓮塘,分別種植蓮藕和蓮子。蓮塘養殖逾萬條魚,養魚,不是供人食用,而是增加生物多樣性,為蓮塘提供更多養份,也為飛來南涌休息的雀鳥提供食物。

在上水鄉郊長大的輝哥很享受現在的生活,如非必要,他不會到市區。「我長大的地方叫菜園村,已經拆了,建成彩園邨。」

我最喜愛香港的一面……
「香港的大自然風景多變,物種豐富。大自然對所有人都很公平,任何人去郊遊都不用付款。在金錢掛帥的香港,能夠保存四成土地做郊野公園,非常難能可貴,但又誰能保證能繼續守護下去?」

我最討厭香港的一面……
「金錢掛帥,事事用錢去衡量。」

我認為香港要成為一個可持續城市……
「一定要有農業政策。」


我最喜愛香港的一面……
「我在香港生活已經11年,初來時很討厭香港人,覺得很沒人情味。但慢慢習慣了這裏的生活,覺得香港最可愛其實是香港人,做人好真,心裏想到甚麼就說甚麼,不會跟你轉圜抹角。習慣了這種真性情,再跟內地人接觸反而不習慣。他們與人相處都是戴着假臉孔,而且虛榮,人與人的關係都是用錢衡量。」

我最討厭香港的一面……
「香港缺乏真正來自大自然的食物。我在街巿買了個蕃茄回家,放在飯枱兩個月都沒腐壞,但本地有機蕃茄因為夠新鮮,放上三、兩天已經變質。在四川家鄉,豬肉和雞肉都很香、很清甜,但在香港買到的豬肉和雞肉,不但豬沒豬味、雞沒雞味,而且腥臭,我不會吃的。」

我認為香港要成為一個可持續城市……
「不能把所有土地都用來起樓,一定要支持本土農業,讓更多人吃到本地新鮮可靠的食物。香港太少農場了,我們很難吃到本地出產的食物,少得可憐。」


我最喜愛香港的一面……
「最愛灣仔的人情味。我從大陸來香港後便住在灣仔,子女都在這區上學,自己就在土作坊幫手。子女同學的母親、土作坊的成員也是住在灣仔,我們都是朋友,大家有傾有講,互相幫助,好開心。」

我最討厭香港的一面……
「香港物價太高,就算有最低工資,但現時在街巿買斤菜都貴過以前,單是伙食都用了半份糧。而且租金又貴,在灣仔租間套房都要7,800元,生活壓力太大了。」

我認為香港要成為一個可持續城市……
「物價要便宜一點,樓價不要那麼貴,政府應該為草根家庭提供多些幫助,改善貧窮懸殊。」


我最喜愛香港的一面……
「香港是福地,我們很幸運沒有地震、海嘯,無論多强勁的颱風,對我們都沒有太大影響。我去了不少地方旅行,始終覺得香港最好,而且家人和朋友都在香港。」

我最討厭香港的一面……
「沒有普選,香港人不能決定自己的事,不能投票選出自己喜歡的人做特首。」

我認為香港要成為一個可持續城市……
「香港以前有工業,有很多工廠和不同類型的工種。現在沒有工業,工作都沒得選擇,實際工資低過以前,購買力大不如前。我們的經濟不能只靠地產和金融。」


夏末的黃昏,荷花已凋謝,長出一個個嫰綠的蓮蓬。蓮塘上除了盛產蓮子的白荷外,還有睡蓮。在南涌開設有機農場的倫國輝便是蓮塘主人,他告訴我塘裏大約有一萬條魚,豐富了生物多樣性,吸引雀鳥到蓮塘休息,也為白荷提供養份,令長出來的有機蓮子和蓮蓬更清甜可口。

那天,輝哥坐在小木艇的後排槳艇,我就站在最前面,手執長木棒,當艇要改變方向時,我要把木棒伸到相反方向的蓮塘底,再輕輕按下。我們的導演林森和收音師何天灜則坐在艇的中間,拍攝輝叔採摘蓮蓬。

看見成熟的蓮蓬,輝哥會拿起自制的三米長木鈎,把蓮蓬割下。他解釋這方法既省力又能減少影響蓮塘裏的各種生物,尤其在遠處的蓮蓬,用長鈎就可摘到,「我們的艇便不用在池塘上穿來插去,減少騷擾塘裏的魚和前來覓食的鳥。」

今年51歲的輝哥,五年前放棄營營役役的的士司機生涯,轉行做農夫。他的蓮蓬會運到灣仔堅彌地街聖雅各福群會的土作坊,製造本地有機蓮蓉月餅,全人手製作,也不會像巿場上的月餅加入薯粉和其他添加劑。製造本土月餅的重任則落在十多位當區的家庭主婦身上。

她們分工合作,先把蓮子從蓮蓬挑出來,拿走蓮子心,再把雪白清香的蓮子肉磨成粉,然後蒸成蓮蓉,焗出既不油不膩,清甜又充滿蓮香的月餅。由做餡料到餅皮都全由人手製作。我朋友周時芬經常到土作坊幫手,她告訴我,蓮心和蓮蓬都會出售,不會浪費。蓮心可以沖水,蓮蓬可用來煲湯。她和其他婦女閒時會到土作坊工作,既能幫補家計、認識朋友,又能照顧家庭。

本地有機蓮蓉月餅口碑好,近年都獲超額認購。過去兩年,陪伴我度中秋的都是土作坊的蓮蓉月餅。我自小都不喜歡蓮蓉月餅,覺得太甜太膩,但土作坊的沒有這些問題。今年夏天,工作特別繁重,發現尚未訂購月餅時,已經額滿。

土作坊的有機蓮子主要來自本港兩個蓮塘,分別是長春社的塱原農場和輝叔的南涌蓮塘,故蓮子供應有限,月餅要限量發售。由於環境有異,塱原的蓮蓬比南涌的早熟,農夫會在盛夏收割。輝叔表示,只要有水,便能種出蓮花。他駕車送我們到粉嶺港鐵站的路程中,途經十數塊本來可以種荷花、養蓮藕的土地,但都被荒廢了。

香港的土地都要用來發展,不是建丁屋、高樓大廈、起路或變廢車場,便是任由它荒廢,等待發展商收購,留待政府收地。正如輝哥所說,土地可以出產食物,而耕作又可以令香港經濟多元化,為人們提供更多選擇。

輝哥的選擇、時芬的生活、顧客對本土有機蓮蓉月餅的鍾愛,解釋了為甚麼政府在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上,遇到社會强大的反對聲音,因為一個結合城鄉、在地生產和消費的新經濟模式已經形成。

這個新經濟模式為市民提供安全可靠的食物,促進我們的就業市場,令婦女既可以照顧家庭又能發揮所長。農場不但豐富了生物多樣性,也為香港這片石屎森林保留一點點綠。農田沒有閘門,更不會上鎖,郊遊人士可在田中自由穿梭,享受鄉郊的恬淡寧靜。

輝哥的農產品和土作坊婦女的辛勞成果,讓灣仔街坊可吃到有機蔬果、中秋月餅,還有聖誕節的薑餅、農曆新年的蘿蔔糕等。輝哥也種米,他說國內農民的米種都由國家實驗室提供,種出的都是雜交米,只追求量而不重質。雖然香港的絲苗米早已失存,但他遠赴廣西的少數民族尋找合適米種,帶返本土種植。

政府以「善用珍貴土地資源」為名,要將古洞北、粉嶺北的鄉郊土地發展成新巿鎮。政府説新市鎮可發展更多綠色空間,建立多元化的經濟活動社群,提供不同類型的就業機會。但官員們可能不知道,或者選擇視而不見,這些所謂的發展理據,其實民間早已成功推動。

曾幾何時,我們出口電子產品、成衣到歐美國家;港產片、電視劇和粵語流行曲更風靡東南亞;本地的農業也能為全港市民提供八成的蔬菜。但今天的香港只有地產和金融,我們為甚麼要小覷自己?既然標榜高檔的西式餅店紛紛出現各大商場,很多人也願意用半餐飯價錢購買一口便吃掉的法式杏仁餅Macron,我們為甚麼不珍惜土地,讓它種出食物,把本地有機蓮蓉月餅出口到世界各地,成為我們限量的時令特產?

輝叔和時芬靠自己雙手得到成功和快樂,為香港的新經濟找到出路,他們沒有要求政府幫助,但請不要破壞鄉郊,不要破壞他們建立的新經濟模式。

南涌的蓮塘以前是養烏頭魚的地方,現在種蓮子、種米;天水圍未成為「悲情」新市鎮之前,又是一個魚塘,香港的鄉郊其實是土壤肥沃的魚米之鄉。政府聲稱可讓農民復耕,但被揭發大部份復耕土地已落入發展商之手;政府又以住屋為由,匆忙發展新界東北,令這個社會更加分裂。與其撕裂社會,讓地產商囤地自肥,為何不先做好農業政策,再加入發展農業的角度,重新規劃鄉郊的未來?

第一次見曾吉慶是在去年的大坑舞火龍,我為《城市日記》紀錄這個起源自1880年的傳統習俗,並探討市區重建對這個有逾130年歷史的文化承傳的影響。

吉叔今年64歲,協助統籌火龍表演,是團隊中少數並非「大坑仔」出身的老人家。大坑仔是指在大坑出生的人,不論年齡、性別,都會用大坑仔來形容自己。在採訪過程中認識的大坑人,通常會先稱呼自己為大坑仔,香港人才是他們的第二個身份。雖然吉叔不是大坑仔,但他半世紀前已經在大坑工作,是大坑首批汽車維修學徒,一做數十載,今天他已經擁有自己的汽車維修公司。

我們第一次碰面時,吉叔已把車房賣給發展商,當時發展商收購了車房所在的唐樓,計劃重建,不得不賣。由於重建未啟動,他又向發展商租回車房繼續做生意。儘管千萬個不願意,在討價還價後,最後吉叔還是把物業出售,因為他害怕要上法庭跟發展商打官司。在2010年修訂的《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强制售賣)條例》下,任何人只要購入了某地段八成業權而樓齡在50年或以上,便可向土地審裁處申請售賣令,將物業强行拍賣,方便重建。

最近再見到吉叔,唐樓已經拆了,他也搬了舖,新舖是租的,他說樓價太高,不宜置業。

吉叔在大坑幾十年,見證了一條寂寂無名的客家村演變成汽車維修業集中地,再發展至新舊共融的巿區一隅,令人趨之若鶩。他對拆唐樓、建新樓並不陌生,也不抗拒,「很多舊舖不見了,物價亦高了,但見到越來越多人喜歡大坑,自己都高興。」惟近年多幢豪宅相繼在大坑落成,他非常不喜歡,「太大、太高了,把所有陽光都遮擋住,又沒有地舖。興建了豪宅,卻弄死了整條街。」他慶幸大坑還未被巿區重建局看中,否則就如灣仔、觀塘一樣,當區居民都會統統被趕走。

吉叔的老友輝哥陳德輝,每當提起八成强拍和市建局,他都用「搶」字來形容。輝哥是退役華籍英兵,也是大坑社區領袖兼火龍總指揮。他比吉叔「新潮」,平日除了處理大坑坊眾福利會的事務,更多時間在大坑閒逛,最喜歡在茶餐廳跟老友聊天,有時又會在行人路上擺張枱跟朋友喝茶,還有吃份子料理雪糕、新式甜品等,他很喜歡今天的「新」大坑。

前英國殖民地官員兼歷史學者James Hayes的一項硏究顯示,英軍登陸香港時,大坑已經有客家人聚居,大坑村是港島最早期的村落之一。今天大家鍾情的大坑主要由小街窄巷和六層高的唐樓群組成,也有十多年樓齡的單幢式住宅。大坑的唐樓是戰後清拆傳統村屋而建,高樓大廈則是拆掉唐樓重建而成。輝哥說,當年每三間村屋便改建成一幢六層高唐樓,他也是由村屋搬到唐樓居住。

這個新舊交替的社區,在同一條街上,不到50米的空間:有賣蛋小販、地道海鮮飯店、前衞設計公司、日本拉麵店和優閒咖啡室;咖啡室斜對面是鮮肉檔,附近又有人賣粥、賣花,還有傢俬店和時裝店等。它們不是連鎖店,沒有資格進入大商場。但這50米空間所展示的多元化,也沒有一個商場能夠比擬。

今天的大坑,我們依舊看到街坊的車房、洗衣店、士多、麵包店和堅持不賣奶粉的老字號藥房。與此同時,區外投資者開設的甜品店、份子料理雪糕店和新派西餐廳也相繼進駐,這些新舊店舖服務不同階層和喜好的市民,在大坑並存不悖。

多年來,社區更新在大坑從沒間斷,只是慢慢地進行。不少大坑人搬走,更多區外人搬進去。這種順應環境變遷的社區更新,並非市建局那種大規模、連根拔起的清拆重建,大坑村的傳統格局、以老街坊為骨幹的社區依然存在,而且把新與舊連繫起來,令社區歷久常新,充滿人情味。

大坑的吸引力有增無減,證明沒有巿建局的破壞式介入,她魅力依然。新村街、施弼街、京街、書院街、安庶庇街、布朗街、華倫街不會消失,更不會出現「喜歡里」或「街坊里」這種抹煞歷史的名稱。市建局有收地權,可將黃金地段賣給發展商興建偽豪宅,其綜合發展的重建方式更對社區帶來致命傷害。

法例容許市建局大規模收地重建,把街道也納入重建範圍,灣仔利東街和觀塘市中心的重建項目都是以綜合發展模式進行。綜合發展區內有住宅、商廈、政府和社區設施及休憩用地等,雖然重建方案要通過城規會審批,巿民可發表意見,但城規會只是橡皮圖章,容許發展商把街道計算在內,擴大地盤面積,可建樓面面積增多了,街道卻消失了,街道兩旁的小店也不會在重建後復現。

試想像大坑變成一個綜合發展區,那些小街小店還會存在嗎?大坑還會是今天充滿親切、生氣和人情味的社區嗎?事實上,八成強拍出現,令大坑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法例把天秤完全擺向發展商,小業主無力抗衡,吉叔就是最佳證明。

政府推出雙辣招打壓樓巿,令私人重建暫緩下來。只是辣招一撤,重建又再起動,大坑的街道風景仍未見光明。既然政府為方便發展商而修改法例,也有責任保護受影響的社區,要求運用強拍的重建項目,無論在重建模式及規劃設計上,必須有社區參與,發展商賺錢之餘,亦要回饋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