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香港故事，你會以什麼為題材？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助理教授余麗文最近於學術期刊Prism 發表文章，探討自然書寫如何能為港人的文化身分討論開出新的空間。余麗文研究香港文化、文學、獨立電影，近年用了不少時間研究文學及電影的生態想像。她剛發表的研究，題目是Reinventing ''Nature'': A Study of Ecotopian and Cultural Imaginaries in Hong Kong Literature（重新發明「自然」：香港文學中生態烏托邦與文化的想像之研究）。是次研究，余麗文檢視不同時期的香港文學作品中的生態烏托邦想像如何表達文化身分。

她認為有關香港的主流論述多建基於「都市」的一面，把香港理解為小漁村蛻變成大都會。換言之，香港「自然」的一面在主流論述中長期缺席，自然書寫亦因此較少見。她選取了吳煦斌的短篇小說《木》、董啟章的文學實驗《地圖集》及以西九文化區以植物為主題的《自由如綠》作仔細梳理，審視這些文學作品如何呈現「自然」。

自然在敍事結構中可以起很多作用，而且經常催生對人文及身份的思考。《木》中的敍述者漸漸理解隱居山林的老詩人的故事，代表着當時的香港作家嘗試理解中國大陸。至於《地圖集》，董啟章故意糅合歷史、佚事與杜撰，以小說挑戰有關香港歷史論述的主導權，否定殖民統治的支配權。

至西九文化區在2018 年出版《自由如綠》，開宗明義以植物為主體，自然書寫才進入文學創作的主流，成為香港身分論述的一部分。該書由24 位作家創作的24 篇散文、小說、詩或劇本組成。余麗文認為， 2008 至2010 年的保衛菜園村運動是關鍵，民間力抗政府為興建連接中國大陸的高速鐵路而清拆該村，運動也首次將香港跟自然——而非都市——扣連在一起，成為香港文化身分認同的轉捩點。

藉自然書寫擴闊文化想像

當中由何福仁撰寫的〈法國梧桐〉，是一篇體裁新穎的自然書寫，既是回憶錄，也是分析文，並且交織着作家佚事、歷史記錄及植物學研究等。各文類比重相若，形成一種別樹一格的體裁，猶如植物根莖的生長。余麗文尤其重視這種體裁上的創新，因植物無所謂「中心」，根莖間的每一個接合點都同樣重要，可被視為生長的原點；引伸而來的聯想是，香港的歷史及文化身分有許多可能性，不一定沿用一套關乎經濟、都市及人類中心的論述，對自然的回憶、認識和想像，也可以構成身分認同。

有趣的是，何福仁在文中提及「我第一次知道法國梧桐的名字，那是讀到西西的小詩〈法國梧桐〉」，換言之，何福仁在接觸真實的法國梧桐樹前，首先是透過文學作品認識這種植物。法國梧桐不論名稱、來源、品種都是混雜的，其身世之複雜一如香港，而育成這種雜交種植物，也需要適合的土壤。余麗文認為，這代表了自然書寫對構成文化想像相當重要，混雜而多元的書寫能擴闊我們對未來的想像。

除了〈法國梧桐〉，《自由如綠》內另外兩篇作品〈（香）港〉和〈繁榮的滄桑——說桑〉都描寫了這些香港的植物跟全球不同地方的連繫。黃怡的〈（香）港〉把沉香樹被偷砍的遭遇跟香港的發展並列，而在小說的結尾，隨着沉香樹的生景遭破壞，敍述者也不禁為小孩子的未來而憂心；而周思中則藉對植桑、飼蠶、繅絲，以至全球貿易的反思，表明身分認同不一定靠尋根而來，也可藉散佈而生。

反高鐵運動後，有些人不但對身分認同有新的想像，更有人付諸實踐，嘗試以另一種生活模式，抗衡香港的都市論述。在《自由如綠》寫桑樹的周思中選擇成為專業農人，從事有機耕作，以一套整全的農業生產模式，挑戰資本主義社會裏的生活常態。著有《尋花》系列的作家兼畫家葉曉文，鍾情於以文字及畫作記錄香港原生植物及野生動物，她近年也在梅子林種田，與大自然的關係愈來愈密切。

讓我們再拉遠一點看。氣候變化與生態危機是不爭事實，但無論科學家和倡議者如何疾呼，多數生活在都市的人依然無感。這種無感或許跟城市人的生活模式有關，當資本主義鼓勵高速流變，以維持所謂的繁榮昌盛，自然只是用作生產的資本，常人視對自然的破壞為資源運用，理所當然。自然在主流論述中缺席，造就都市人都對自然和生態問題視而不見。即使我們在認知上知悉何謂氣候變化、生態危機，一旦缺乏真實的生活體驗和感受，還是很容易變得冷漠。

或許我們可多做點什麼來改變這種冷漠。不如就由社區做起。城市日記設計了一系列工作坊，名為「香港時地人」，帶領有心人發掘社區故事，在紀錄小店和老舖的主流說故事模式以外，另闢蹊徑，加入生態文學、城市生態觀察，鼓勵參加者多觀察身邊人類以外的有情眾生。我們也鼓勵參加者嘗試自然書寫，反思自身與自然的關係，同時擴闊對身分認同的想像，並且以善待環境的方式生活。整個項目獲何鴻毅家族基金支持。

非人類中心的生態文學

回顧過去兩期工作坊，導師之一的余麗文發現，不少參加者的作品把城市記憶扣合自然觀察，以更豐富多樣的方式抒發個人對社區的感情。例如，參加者Janet 以檐蛇的視角說一個與人類住在同一屋簷下的故事；另一位參加者文軒則以一株百年老橡樹的眼光，去看灣仔石水渠街一帶的變遷。她的作品既是小說，也結合了真實的歷史事件，並就城市的發展提出一個非人類中心的疑問：

「這百多年來，我一直長、一直長，想把石水渠街一帶都收在眼底，可是身邊的環境不斷在變。十年前，人們談要保育歷史悠久的藍屋，榕卻留不下來了。那天我看見她被承辦商用貨車載走，我輕輕說了一聲再見，可能她聽不見，因為四圍的街坊都在大聲罵移樹的行動不可理喻。不知我將來我會否也像榕一般，被人連根拔起？

榕消失了，海岸線也悄悄地從我看得見的地方消失。而石水渠街以北的盡處，一幢幢唐樓漸漸被拆，換來一幢幢高不可攀的摩天大廈，四周也沒有再比我更高的同伴。昔日熱鬧的街道不再，沒有人聲，只聽見遠處皇后大東傳來嘈雜的汽車聲。只有那個T字路牌，百年過去都始終如一，牢牢緊貼在廟外牆身。」——黃文軒〈橡〉

說香港故事，你會以什麼為題材？

（原刊《明報》星期日生活，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