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兆澤家裏長期存放了大量的紅色小丑鼻,他用來送給新朋友,希望為他們帶來歡樂。我有幸也有一個,它的確為我帶來歡樂,站在鏡子前,看看戴上紅鼻的自己,再壞的心情都會不禁失笑。因為兆澤,我才知道小丑送出的歡樂,不是依靠七彩的假髮,或是誇張的服飾,而是將生活經驗透過創意演出,呈現給觀眾。小丑表演是一門藝術,兆澤則是一名藝術家。
年僅29歲的兆澤已經當了八年小丑,生意穩定,也上了軌道。數月前,他和拍檔黎貴來(Eric),另一名擅長氣球表演的小丑,在葵芳港鐵站附近的工業大廈租了一個600呎單位,開設小丑工作室。八年前,兆澤第一次在海港城演出,為一間信用卡公司送氣球作宣傳,表演前他只接受了兩小時排練。當然,在排練之前,他經歷過無數小時的訓練,在香港各處地方,跟不同老師學習,才能成為一流的小丑表演藝術家。
關於兆澤與小丑的故事,就要從2000年說起。當時加拿大著名太陽劇團(Cirque de Soleil)來港演出其代表作《藝界人生》(Saltimbanco),地點在當年仍在「曬太陽」的金鐘添馬艦,「當時我16歲,看了兩場,由空中飛人到小丑表演,整個人好像走進了一個夢幻世界,看完就立志要成為馬戲團演員」。
香港沒有馬戲團,也沒有馬戲學校,要學就惟有到外國去。「當時我捜集了一些資料,外國馬戲學校收費不便宜,考慮到自己仍年輕,留在香港應該有其他出路」。每逢課餘及周末,兆澤參加各式各樣的興趣班,又學芭蕾舞、爵士舞、現代舞和霹靂舞,總之有興趣又有幫助的,他都去學,包括體操,「我住在荃灣,學體操要去沙田,父母放心讓我一個人去,因為香港地方細,交通方便。他們不擔心我學得太多,影響學業,只要不學壞,他們都支持」。
當年最困難是要找一間芭蕾舞學校,願意教授一個完全沒有跳舞底子的十幾歲男孩,遭連番拒絕後,兆澤幸得體操班一名女同學介紹,才好不容易獲得一間學校取錄,跟一班中年婦女一起學跳芭蕾舞,他跟當年的芭蕾舞老師至今仍常有往來。後來升讀大學,兆澤選擇了浸會大學體育系,既可繼續學習體操,也可修讀其他如節目策劃等課程,「我最喜歡讀藝術課程,在機會跟最頂尖的藝術家學習演戲、文學、編舞、甚至造玻璃技術」。
八年前兆澤首次演出,正式踏上小丑之路。「起初小丑最吸引我之處,是只用最小的動作便能吸引全埸觀眾」,他漸漸發現小丑表演其實是一門藝術,「跟空中飛人不同,最好的小丑是經得起歲月磨練,學得越多,經歷更多,學得渾身本領,然後將所有技巧統統捨棄,以最自然的狀態上台」。一場精彩的表演,更需要一個起承轉合的劇本,「我正在學習寫劇本,要成為一個專業小丑,就要不斷學習新事物」。
小丑表演是一門藝術,也是一盤生意,兆澤嘗試結合藝術與商業原素,以搶眼和直接到位的演出作賣點;他的拍檔Eric則專攻形象設計和氣球表演,互有分工,生意越做越好。今年暑假,他們租下葵芳一個工廈單位,用來見客、存放道具和培訓年輕小丑。距料約兩個月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宣佈政府計劃放寬工廈用途,獲准改建小型住宅,工廈業主不是封盤,便是大幅加租,「幸好我們在暑假時找到這單位,否則成立工作室的計劃一定受影響」。
兆澤曾考慮租用商業大廈,一來租金貴,而且限制太多,「要找個一個合適單位真的好難,要交通方便,樓底夠高,也要有窗,更需要24小時都可辦公,最重要租金平宜,所以只能找某些地方的工廈」。小丑工作室成立後,兆澤會多做培訓工作,「我心目中的好小丑必須有愛心,他們會去醫院做義工,為病人送上歡笑」。
兆澤的問與答
我最喜愛香港的一面……
「我最鍾意香港地方夠細,從一個地方去另一處,車程最多兩個半小時,見朋友好方便,有緊密的人際關係。如果你開間雲吞麵店,所有屋邨居民都來光顧就可以生存,如果你的麵做得好,就算住在對面海的市民都樂意前來幫襯。雖然地方細,但香港甚麼都有,有雜貨店滿足生活所需,也有一流的藝術表演,更有山有海。
假如當年找不到芭蕾舞學校或老師教體操,我只好到外國報讀馬戲學校。正因為這個城市能提供各種知識和表演藝術,讓我可以當上小丑。我可以去深水埗行一圈,用平宜價錢買齊各種表演道具;假如我在美國做小丑,肯定花費不菲。
香港有幸是一個沿海城市,又有郊野公園可以行山,反而大自然環境在大陸消失得好快。我們各區有不同風貌,由山頂豪宅到公屋到新界鄉村。試想像一下你是遊客,在香港各處漫步,風貌不斷轉換,感覺很特別,也成藝術家的靈感來源。」
我最討厭香港的另一面……
「香港最令我討厭是我們太看重賺錢,無論做甚麼事情,首先考慮是賺不賺錢,能賺多少錢。這種思維已成習慣。因為這個原因,大部份小丑只為賺錢而不是做好表演,從他們的粗糙化粧和馬虎戲服就能看出來。因為我們太重視金錢,大自然本來屬於大家,也用來賺錢,山景和海景都有市有價。可能香港地方細,要住得好就要多好錢。外國地大物博,不需太富裕已經可以生活得好好,但在香港,我們要用好多錢才會快樂。」
我認為香港要成為一個可持續發展城市……
「香港是一個急速變化的城市,無人能獨善其身,置身其中,每個人都要不停調較自己,去適應改變。由英國殖民地到中國特區,當五十年不變的限期屆滿,我們又要重新適應。農夫在新界耕田,政府要收地起樓;電視轉高清,又要買新電視。不公義的事固然要改,若金錢至上的思維不變,香港還是沿地踏步。由於租金不斷上升,不少人寧願放棄本業,也要將舖位出租,因為收租好賺過自己做生意。假如這情況持續,那些賺錢不多的傳統行業便沒有人去承傳,逐漸消失。我曾經見過一輛雪糕車,車身也用來賣廣告,沒有了『富豪雪糕』這個傳統招牌。我很不開心,因為那輛雪糕車已經變得很陌生。其實雪糕車仍有市場,不應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