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物品
伍鍵熙（Joe）有個圓滑的光頭，戴上粗框眼鏡，聲線洪亮，讓我感覺很親切。我們第一次見面在太子一間齋菜館，席上朋友給我們介紹。那時候我從事傳媒工作，剛好他想跟記者交朋友，吐吐苦水，說說巴士司機的實際工作情況，希望傳媒能同情那些參與工運的司機。我們因此成為朋友，偶爾閒聊生活雜事，每次都講不停。
今年38歲的Joe，曾做夜更巴士司機逾六年，通常行駛天水圍至機場的路線。他每日下午三時開工，翌日零晨三時收工，所以我們第一次在齋菜館見面時，我嘆的是下午茶，他吃的是早餐。我曾經問他，「甚麼人會坐通宵巴士？」他的答案是「我」，然後補上一句：「不坐通宵巴士，我收工後怎回家？」
我把Forest的遭遇告訴Joe，他相信曾跟Forest在路上遇過。他向我保證，從沒指罵修路工程人員。「一定是私家車司機，不少香港人都不講道理，隨便怪責人。我平均每天被乘客無理責罵10次以上，我怎會對修路人員不禮貌。」我聽見很驚訝，「一架巴士可以載120名乘客，平均每日走六轉，接載超過1,000人，當中約有10個無理乘客，比例不算很高」。他說，乘客的投訴主要有：飛站、沒空位、冷氣太凍、車廂太熱；遇上塞車時，乘客也會罵司機：「為甚麼不繞路？」
「無論發生甚麼事，乘客都覺得是司機做錯。剛入行時我會反駁，大約三個月之後，我漸漸發覺自己不應介意，也不用介意，其實是他們有問題。」面對無理取鬧，他會當作難聽的歌聲，很阿Q精神，「曾經有個乘客連續罵了我三天，在第三天我先把車停低，然後告訴他：『你鬧完我先開車』，其他乘客怕我不肯開車，立即叫他收聲。」
多年前劉德華為旅遊發展局拍攝廣告，一句「今時今日咁嘅服務態度未夠（㗎）」，害苦了從事服務性行業的人。Joe說，隨便鬧人的文化已經在香港紮根，「對所謂服務至上，顧客永遠是對的盲從」，香港人只會越來越無禮，「我們的特首都公開叫大家要大聲責罵不合作的人，那些無理的人怎會反省。」他指的是特首梁振英去年出席一個商會午餐會時，呼籲巿民「shout at」（責罵）阻礙政府施政的人。
雖然每日都有難聽的歌聲入耳，但有一群乘客從不對巴士司機無禮，他們是南亞裔工人。Joe說，每天接載的乘客中，約三分一是來自印度、巴基斯坦和尼泊爾的基層工人，他們居於元朗，在機場工作。據他了解，他們主要在提供飛機餐的廚房工作或負責行李輸送。
這批南亞裔工人上下班時間跟Joe差不多，但工時較他短。這名光頭司機每日下午約三時會送他們到機場上班，晚上約11時接他們放工；也有一些本地婦女在機場做清潔工，她們收工較晚，要坐零晨一時多的班車回家，「少數族裔都很安靜，可能他們收入不多，有點自卑。」多年來Joe接載過的乘客，大部份是到東涌或機場工作，只有少部份是出外旅遊。
有時候，Joe要駕駛通宵巴士。他形容這班通宵熟客「非常專業」，「他們一年四季都會穿上風褸，上車後馬上用帽蓋住雙眼，然後睡覺。坐得通宵巴士都是低收入一群，多數從事服務性行業，例如在酒樓工作，天未光要上班，他們要爭取時間在巴士上休息。」當然，也有很多打工仔要工作到清晨才收工。
未做巴士司機前，Joe是自僱人士，開貨車維生，但朝不保夕，應徵做巴士司機無非想改善生活，「雖然收入微薄，但工作穩定，不會餓死。」他說，經過10年前沙士一役，香港經濟從沒復甦過來，「股市、樓巿不斷創新高，社會看似好繁榮，但得益都是上層和做大陸生意的人，低下層生活越來越差，冇人工加，開支越來越大，租金又不斷上升，麥當勞一個餐由10多元加到30多元。」
所以Joe說沒有Forest的閒情，可以每天下班後去做運動。他的娛樂就是每星期跟家人吃一頓晚飯，還有到元朗一間泰國佛寺做義工。
他每天睡至中午才起床，吃過早餐便上班。午餐在巴士吃個麵包就當一餐。如果交通暢通，晚飯時間有45分鐘；若不幸遇上塞車，為確保巴士不會脫班，他便要捱餓。但最大問題是上廁所，「我們開工可以帶食物和水，但不能帶個『廁所』上車，腎病和膀胱炎是巴士司機常見的疾病。」
雖然最近已轉行經營網上護膚品生意，但有一點，Joe提醒我一定要寫出來：「巴士的速度、路線和冷氣溫度，公司都有規定，乘客再有不滿，司機亦無能為力。」
問與答
我最喜愛香港的一面……
「我的家庭。香港百物騰貴，生活壓力令很多人喘不過氣，大家都失去活力。香港唯一美好的，是這裏有我的家人。」
我最討厭香港的一面……
「來自中國大陸的投資者，他們炒高我們的樓巿，元朗的租金比葵涌貴，因為近大陸。」
我認為香港要成為一個可持續城市……
「我想不要大陸政府，可不可以？我想這是沒可能。英國人話事的年代，我們是二等公民，但至少人人賺到錢，生活比現在容易得多。回歸後，樓價上升，嬰兒奶粉都不斷加價。香港政府不再為香港人服務，官員制定的政策只為方便大陸，讓他們在香港得到更多好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