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物品
文、攝：劉澤浚
工廠妹，是個香港的文化符號，又好像是「獅子山精神」或是「八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主流論述的副產品。而我對「工廠妹」的第一印象是來自「工廠妹萬歲」這句口號，當時聽落好易上口，又覺得頗正面，卻一直忽略了我媽曾是製衣業一員。我媽反而對那句口號沒有多大感覺，可能因為身在其中吧。
「製衣」可說是一個工序，又是一個行業。成衣生產必須經紡、織、染、縫四個工序，香港有大量不從事紡織染的製衣廠，要依賴本地和外國的紡織廠供應成品布，因此製衣及紡織皆視為獨立行業。戰後西式服裝興起，加上1950年代末歐美市場開放，令香港的出口成衣貨價提高，造就70、80年代香港製衣業的蓬勃時期。行業的黃金年代提供了大量工作機會予本地工人，而我媽是其中一員。
我媽名叫陳好儀，今年六十五歲。她以前住在慈雲山舊式公屋，工人生涯主要圍繞三個社區，她十六歲（1973年）於馬頭角的得豐製衣廠任職雜工、二十四歲（1981年）於新蒲崗的雅士達 / 雅信製衣廠任職車位、二十七歲（1984年）於荔枝角的澳美製衣廠任職助理指導員及時間工程師，一步一步累積製衣經驗。今次是我第一次聽我媽講她的工廠人生，而她也是第一次講，所以大家都花了點時間去表達及消化行業的術語及文化。
工廠區是社區？
上面提到的土瓜灣、新蒲崗及荔枝角當時正是製衣業重地，亦是我很喜歡的老區。我好奇的是，工廠區是個社區嗎？這些「社區」的面貌如何？一問，我媽隨即斬釘截鐵地否認。對她來說，「住宅區」與「工廠區」非常分明，她於工廠區只是上班。她說當時的上班時間為朝九晚六，中間一小時吃飯，一星期六天工作，多勞多得，按製成品數量取酬。一間工廠有逾千名工人，上下班時間也要跟與他人鬥快擠進升降機及巴士。工廠區就是一個快來快去的空間，一個非人性化、來去匆匆的空間。
吃過晚飯後，我重提這問題，我爸加入討論，提到工廠區收工時間有很多小販。我媽即時回憶當時下班後的場面，有很多小食檔口，如牛雜、車仔麵、煎釀五寶、燒賣粉果、以及她最喜歡的煎蝦米鹹薄罉。她又提到以前收工後會到附近的二輪戲院看戲，戲院外亦有不少小食，如煨魷魚、涼果、酸梨、酸馬蹄等等，她的味覺回憶開始湧現，突然講起許多工廠區美食。當然，隨著法例規管擺賣，這些社區美食及風景也消失。
這些人事物我未經歷過，但也想像到當時的工廠區在某些時段熱鬧得很。至於車衣女工的生活，我媽提到，工作時會有些同事帶同收音機一邊工作，一邊聽言情小說或廣播劇。她們會提高收音機音量，供其他女工一起聽，作為大家工作時的唯一娛樂。關於與其他女工的關係，我媽下班後會跟她們一起到附近打保齡球、看戲逛街，週末不用加班時亦會一起郊遊，也會互相擔任彼此的結婚姊妹，這種工餘維繫在工廠社區中慢慢醞釀而成。
製衣工業有甚麼可以保留
我與我媽重回舊地，去行行她過往工作的社區。結果是出乎意料的，我媽曾工作過的三個製衣工廠都已經改頭換面，馬頭角的已變成樂善堂新的社會房屋項目、荔枝角的已變成豪宅、即使新蒲崗的仍然存在，內裡每一層已劏成二十多間小辦公室供租用。
有趣的是，由於我媽已很久沒到訪，她的回憶基本上仍停留在她從事製衣的時空，例如她對土瓜灣的印象是停留在牛棚、煤氣鼓、十三街車房及盲人工場等等，儘管她嘗試問街上的路人或是工廈的保安，都沒人聽過得豐製衣廠。另外，我媽在行區時說得最多的是「唔認得」、「已經唔同晒」、「多咗好多樓」、「淨係認得條大馬路」等等。當在馬頭角走到8度海逸酒店及傲雲峰，或是在荔枝角走到擎天廣場，我媽均抬頭仰望高樓，感慨面目全非。
空間是回憶的載體，當製衣或其他工業難敵式微命運，工廠面臨清拆、改建，製衣工人的回憶何去何從？南豐紗廠有幸被活化，東方紗廠卻不幸得只剩牌面，究竟製衣工業可通過甚麼形式保留下來 ? 這點我欣賞我媽將其製衣手藝從工廠帶回家中，以前午膳時，她一有時間便會利用衣車縫製不同日用品，如縫製圍裙送我外婆。直到現在，我或我爸的衫褲或袋破了，也是我媽一手修理。雖然我不懂分辨手藝優劣，但這是我媽從製衣廠帶到我們家的技術，而我相信不少製衣女工也繼續於日常善用其手藝。
後記
我出世後，我媽需要照顧我，她沒有跟從製衣廠回內地發展，離開了製衣行業。之後她便轉行做文職，目前已退休。問到車衣女工及文職的分別時，我媽強調不論工作性質，她都會做好自己的部份，因為不論是車衣或是文職工作都需要與不同單位合作，她負責的部份會影響整體運作，這種工作態度值得我學習。
這個訪問拉近了我與我媽的關係，知道更多我媽的過去。而在「阿媽」這個身份外，我又認識了作為女工的她。不過，亦因為「阿媽」這個身份，我們在訪問中無所不講，感情更上層樓。藉此感謝時地人計劃給予我一個機會去書寫我媽的故事，特別是社區敍事的部份。在訪問我媽的過程中，我看到她們那一代女工的生活模式、工作態度及日常價值觀。最後，我在第二次電話訪問中再提到「工廠妹」一字，我媽不太喜歡，她認為應該是男女平等，不應只標籤女性，應用「工人」，因此我更改了題目。
